1936年10月，红军结束了长达两年的漫漫长征路，但是中国大地上的战火并未停息，自此开启的是中国革命新的时期。
为了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对于我党而言，重中之重是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，并且打通与苏联那方的联系，因为这关系到我军得到军事与经济上的有力支撑，从而缓解腹背受敌的艰难状况。
从最终的结果来看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，但这个过程却牺牲惨重。尤其是徐向前担任总指挥的西路军，最开始出发有两万人，到结束时却几乎全军覆没。这段历史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想要解答这个问题，就必须对西路军形成与作战的背景有所了解。
中央力图发展西北势力的同时，蒋介石方不可能坐看我军队伍壮大，他派出大量兵力前往我国西北，意图大肆攻击红军，乃至全部歼灭。中央也感到时局之危险，于10月11日发布了《十月份作战纲领》，安排了各方军队的作战计划。
然而，战场局势可以说瞬息万变，中央虽然为宁夏战役制定了详细的纲领，实际上却并没能按照计划执行。敌军犹如疾风暴雨，红军分布在黄河两岸的兵力被阻隔开，相较于河东，河西的状况更为险恶——面临着敌强我弱的困境。河西红军包括了三十军、九军与五军，这也是后来的西路军的重要组成力量。
当时盘踞西北的敌军由马步芳、马步青兄弟二人统领，马步芳受野心的驱使，迫不及待出兵攻打河西红军，我军将士英勇无畏，在徐向前、陈昌浩、程世才等人的带领下分头击破敌人的阻击，占领了一条山和五佛寺渡口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位于河东的敌军也在动作，导致河东红军无法执行宁夏战役计划。
这样的局势之下，中央军委决定改变战略计划，《作战新计划》做出如下指示：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和北路军，试图与蒋介石、阎锡山达成协定，最差的情况是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；徐向前、陈昌浩统帅的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，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，并以一年为期改从新疆方向打通与苏联的联系。
《作战新计划》本质上是为了掩护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，使敌人误以为河东红军即将与西路军会合，从而引导蒋介石将兵力倾注于黄河，而河东红军能够抓住时机冲破敌军相对薄弱的防线，实现顺利转移。换言之，西路军承担了为河东红军吸引火力的任务，处境极其艰难。
这份战略计划并没有公开，除了参与制定的张闻天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博古和林育英之外，只有朱德、张国焘、彭德怀、贺龙、任弼时五个人知晓。
因此，当时担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并不清楚中央军委的真实目的，认为在战乱的河西建立根据地一事基本上不可能，于是11月24日致电中央，表示西路军现在无法集中优势兵力，而且严重缺乏弹药，难以歼灭敌人。中央没有改变计划，要求西路军原地待命。
敌人来势汹汹，西路军从四十里堡打到山丹，将士们舍生忘死，最终击毙、打伤六千余名敌军。但是由于敌军人数众多，而且我军连续进行战斗，体力和弹药都受到巨大消耗，在战斗中牺牲了数千名战士，只余一万五千人。徐向前、陈昌浩12月再次致电中央，要求河东主力红军的支援，然而当时的河东红军正在准备战略大转移，当然无法西进。
不久，国内局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，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中央重新思考了战略计划，决定放弃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，西路军由此也改变了行进路线，任务从掩护河东红军改为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。
但是这一时期有关西路军的安排并不统一，时而原地修整，时而需西进，还曾被要求东返，期间敌军也不断攻来，西路军不得不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边行进边血战。
敌人兵力强盛，后备力量充足，而西路军孤军深入腹地，弹尽粮绝时只能拿着大刀长矛与敌人血拼，如此恶劣的条件下，西路军仍旧苦苦支撑，以一当百，重挫敌军。
后来，西路军实在牺牲过多，经中央指示就地分散游击，大部分队伍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，在单独作战中被敌军击溃，由李先念带领的一支小队长途跋涉后最终到达新疆，与陈云等人会合。漫长的远征过后，西路军的两万人已经只剩下七八百人了。
不论是牵制敌人的行动，还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，西路军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由于当时中央对于《作战新计划》的保密，连身为作战当事人的徐向前也直到1980年左右，即距离当事时间已经40多年后，才得知西路军真正的作战目的。
西路军的经历给徐向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，他口述而成的《历史的回顾》一书就对这段经历做出了严肃的剖析，从多个方面分析了西路军将士们壮烈牺牲的原因，总结出了宝贵的经验教训。例如，任务的改变必须有个限度，战场上的主动权万分重要，战场指挥应当机断专行，等等。
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徐向前元帅留下的不仅是关于历史的记忆，还富有重大的教育意义，也为今后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。